清晨5點，當城市還在沉睡，一輛輛垃圾清運車已穿梭于大街小巷。它們的目的地，是分布在山東各地的102座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。

黃河北岸，濟南首座生活垃圾焚燒廠光大環保能源（濟南）有限公司，抓斗一爪抓起7噸垃圾，經烈焰淬煉轉化為3000多度清潔電能，足夠三口之家全年所需。

前不久，我國首個針對固體廢物綜合治理的專項文件《固體廢物綜合治理行動計劃》（以下簡稱“固廢十條”）出臺，明確提出“因地制宜確定生活垃圾處理方式，合理布局建設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設施”。

曾幾何時，“垃圾圍城”是令許多城市管理者夜不能寐的難題。然而如今，垃圾焚燒已從破解“垃圾圍城”的應急手段，步入精細化、協同化的新階段。中國的固廢治理，也正經歷從規模擴張到質量提升、從單一處置到系統循環的深刻轉型。

聚焦山東，102座焚燒廠構成的網絡，恰是觀察行業演進的微觀切片。產能是否真過剩？填埋場該封存還是重生？行業未來何在？三問背后，是城市治理現代化的深層考題。

一問：垃圾焚燒廠真的“吃不飽”嗎？

有的地方“搶垃圾”，有的地方“燒不完”

●不論“吃不飽”，還是“燒不完”，歸根結底，癥結不在總量，而在結構。破解之道，正在于打破行政邊界，強化系統協同

“全國2172座垃圾焚燒爐，平均負荷率不足60%！”

2025年一研究發布的數據迅速點燃輿論，“垃圾不夠燒”成為熱議話題。

表象之下，仍需理性辨析。

事實上，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已明確，生活垃圾焚燒設施的合理負荷率區間為設計能力的70%至110%。以此為標尺，審視各地運行狀況，差異顯著：

浙江77座在運焚燒廠平均負荷率約90%；天津13座焚燒廠平均負荷率約為61%；而在山東，102座焚燒廠設計日處理能力為9.05萬噸，2024年實際進爐量7.59萬噸，平均負荷率達84%，僅10%的設施低于70%警戒線。

可見，“產能冗余”并非普遍現象，而是區域冷熱不均——有的地方“搶垃圾”，有的地方“燒不完”。這種分化，正是垃圾治理從粗放擴張邁向精細發展過程中，不可避免的轉型陣痛。

要知道，適度的能力富余本屬正常。尤其對人口密集、垃圾產生波動大的大城市而言，預留應急處理空間，是保障城市運行韌性的必要安排。

但對企業而言，高負荷運行直接關系發電收益與單位運營成本。當現實負荷未達理想水平，不少企業便主動“找垃圾”，通過摻燒一般工業固廢等方式填補產能空缺。

這一現象的根源，可追溯至垃圾處理方式從填埋向焚燒的快速轉型。

以山東為例，2009年全省首個商業化垃圾焚燒項目投運，標志著處理模式開始由填埋主導向焚燒主導轉變；2015年城鄉環衛一體化全面實施后，大量農村垃圾納入統一收運體系，原有填埋場庫容迅速告急。

為破解“垃圾圍城”困局、回應生態環境保護要求，各地加速推進焚燒設施建設。疊加垃圾處理費、上網電價及國家補貼等多重政策激勵，社會資本紛紛涌入，焚燒廠數量迅速攀升。

2015年到2024年，全國垃圾焚燒廠從104座增加到1010座，山東則由35座增至102座。圍城的垃圾不但不見了，山東還同步基本實現原生生活垃圾“零填埋”。

然而，熱潮之下隱憂漸顯。部分市縣盲目追求“一縣一廠”，或單體項目規模過大，未能科學評估本地垃圾產生量及增長趨勢。當實際垃圾增量低于規劃預期，供需錯配便隨之顯現。

并非所有地區都“吃不飽”。濱州通過統籌布局4座焚燒廠，統一調度周邊區縣垃圾資源，2024年日均進場量達3355噸，超過3000噸的設計能力，實現高效飽和運行。

不論“吃不飽”，還是“燒不完”，歸根結底，癥結不在總量，而在結構，是區域協同不足、規劃脫離實際與發展節奏錯配的綜合體現。破解之道，正在于打破行政邊界，強化系統協同。

山東明確，鼓勵生活垃圾焚燒廠在安全穩定運行的基礎上，協同處置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泥和工業固體廢物等。同時，增強省、市、縣域內的統一調配能力，推動生活垃圾跨區域轉運處置。

有一個數據值得關注：2024年，全省生活垃圾焚燒廠共摻燒陳腐垃圾154.41萬噸，約占焚燒垃圾量的5%。

這一舉措不僅提升了設施利用率，更將填埋場長期積存的“環境包袱”，轉化為支撐行業運行的“增量資源”，也為后續填埋場治理埋下伏筆。

二問：垃圾填埋場要不要復挖焚燒？

一場環保與經濟的拉鋸戰

●深圳羅湖玉龍垃圾填埋場復挖的實踐，給出的答案是：讓土地增值與未來產業稅收，反哺前期開挖治理成本

封場20年后，全國體量最大的深圳羅湖玉龍垃圾填埋場正在被開挖。

為何要在此時挖開這座“垃圾山”？

透過衛星地圖，答案顯而易見——地理位置。隨著城市的發展，玉龍垃圾填埋場已經從早年的荒郊野嶺，變成了眼下的城市中心區域。

垃圾被挖出后，釋放出30公頃稀缺土地，將與周邊土地一起被開發為現代化科技園區“數創智谷”。

放眼全國，生活垃圾填埋場正站在命運的十字路口。

“固廢十條”要求，2024年底前停用的填埋場，除有后續使用計劃的外，原則上到2027年全部完成封場治理。

封場，意味著對停用的垃圾堆放場實施污染控制與生態恢復工程。通常情況下，停用后的治理方案分為兩種：

一種是原址修復再利用，將填埋場生態改造后，變成公園、綠地等公益空間；

另一種是堆體開挖，篩分陳腐垃圾后焚燒處理，原址繼續建設垃圾處理設施。

對比來看，前者無需擾動現有環境，還能為市民增添休閑空間；后者則可為焚燒廠補充原料，實現土地資源二次開發。

實際上，垃圾填埋場挖不挖，是場環保需求與經濟現實的拉鋸戰。

從垃圾焚燒廠角度分析，對2024年底前停用且未封場的填埋場，2027年前清運焚燒是科學選擇；已停用的，適時開挖亦是優選項。

去年以來，國家大力開展生活垃圾填埋場環境污染隱患排查治理工作，按照“一場一策”的治理思路，消除風險隱患，并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利用生活垃圾焚燒廠等設施處置存量垃圾。

“填埋場復挖不僅為垃圾焚燒廠提供原材料，更核心的價值在于從源頭消除環境風險隱患。”在濟南市生活廢棄物處理中心高級工程師王玉波看來，填埋場即便被封場多年，仍然存在臭氣逸散、滲濾液污染、邊坡失穩等隱患。

魯西南某縣某生活垃圾填埋場曾發生滲濾液滲排事故，導致下游水質嚴重超標。該縣通過復挖篩分46.5萬噸陳腐垃圾，從物理根源上實現污染清零。

環保賬攤開，經濟賬卻顯得沉重。

泉州某縣處置55.75萬噸陳腐垃圾的開挖項目，總費用約1.75億元，單噸成本達313元；德州某縣50萬噸垃圾復挖資源化項目，費用約1.57億元，單噸成本314元。

每個垃圾填埋場的具體情況不同，開挖成本也不同，但普遍是新鮮垃圾處理費的3倍左右。

復挖資金從何而來？多數項目依賴政府財政兜底。這就意味著，是否啟動復挖，需結合地方財政實力。財政承壓的地區，即便有意愿，也可能因財力不足擱置計劃。

當前，城市發展向周邊擴張，曾經位于城區邊緣的填埋場，如今成了發展“絆腳石”。成本與效益的天平，在城市更新中不斷傾斜。深圳羅湖玉龍垃圾填埋場復挖的實踐，給出的答案便是：讓土地增值與未來產業稅收，反哺前期開挖治理成本。

同時，也有業內人士建議，用足用好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資金，充分運用市場化手段，吸引更多社會資本，協同推進生活垃圾填埋場開挖治理工作。

填埋場的抉擇，實則是城市發展觀的投射——是短期成本計算，還是長期生態投資？答案已在實踐中清晰。理性評估、分類施策、算好大賬，方能在環保與經濟間找到最優解。

三問：垃圾焚燒廠，未來在何方？

從“環境負擔終結者”到“綠色能源運營商”

●對垃圾焚燒行業而言，經營是生存之本，環保則決定未來走向

過去，垃圾焚燒廠肩負著破解“垃圾圍城”的重任；如今，大規模建設浪潮漸退，國家補貼逐步退坡，行業正面臨更為根本的挑戰：在產能相對富余與監管趨嚴的雙重壓力下，如何實現可持續運營并創造長遠價值？

答案指向一場深刻蛻變，從單一的“廢棄物處理設施”轉型為集成的“城市環境服務商”。

對垃圾焚燒行業而言，經營是生存之本，環保則決定未來走向。

行業的未來方向，首先受到不斷升高的環保標準的影響。

盡管中國在垃圾焚燒技術方面已處于國際領先水平，并且現行的排放標準也較為嚴格，但近年來各地政府紛紛出臺更加嚴格的地方標準，倒逼行業加速從“達標排放”到“超低排放”跨越。

比如，浙江計劃2027年前基本完成生活垃圾焚燒廠的超低排放改造，其設定的煙氣顆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排放濃度限值，僅為現行國家標準的33%、10%和27%。

對于山東而言，目前尚未出臺全省統一的改造令，但更嚴格的標準或許在不久的將來就會落地。

當前我省97%以上的垃圾焚燒廠采用“爐排爐”技術。根據不同技術路線，單個焚燒廠的超低排放改造投資規模，從數百萬元到數千萬元不等，內容包括煙氣凈化系統升級、智能化監測管控、余熱回收利用等。

一個不爭的事實是，若地方標準進一步提高，部分尚未達標的企業需承擔高額改造成本，疊加國家補貼退坡與應收賬款拖欠等，面臨著巨大的資金周轉壓力。

在企業方看來，政府部門在企業改造中給予更大力度的財政補貼，方可助力企業穩定達標。

當然，破解企業經營困局的關鍵，還在于深入挖掘自身蘊含的各種資源價值。

2025年供暖季，光大環保能源（濟南）有限公司通過改造工藝流程末端的煙氣余熱利用設備，將原本約170℃的煙氣余熱轉化為熱能，為周邊50萬平方米的居民住宅提供清潔熱源，提高了資源利用率。

然而，熱能無法遠距離輸送的“地理枷鎖”，制約了這一模式的推廣。早期為規避“鄰避效應”而建在偏遠地區的焚燒廠，往往陷入“有熱難送”的尷尬境地。

系統性破局，需跳出單點思維。綠色循環經濟產業園甚至零碳園區，或許是可行路徑。

在湖北武漢，華中地區最大的循環經濟產業園——千子山循環經濟產業園，生活垃圾焚燒發電、建筑垃圾處理、有機垃圾處理、市政污泥處理、工業危廢和醫廢處理等六大循環經濟產業鏈集于一體，對內實現設施共建共享、物質協同處理、能量梯次利用的小循環，對外打通固廢變廢為寶，向城市輸送電能、熱能、有機肥、再生建材的大循環。

這套閉環處置體系中，資源循環的脈絡清晰可辨：空間維度上強化區域統籌，有效避免重復建設；功能層面上深度嵌入城市能源、建材、供熱供應鏈，構建起上下游協同聯動的綠色循環網絡。

當前，省內多地也正積極推進此類園區建設，如濟南長清區馬山鎮環保科技園、青島膠州市循環經濟產業園、菏澤錦江環保能源有限公司等。

更廣闊的前景還在前方。

“十五五”規劃建議提出的零碳園區、碳交易市場等創新工具，為垃圾焚燒企業開辟了參與碳資產管理、零碳能源服務的全新賽道：焚燒減碳量可轉化為碳資產，綠電綠證交易進一步放大效益……

從“垃圾處理商”到“綠色能源運營商”，環境效益被具象化為實實在在的經濟價值，生活垃圾焚燒廠亦從終結垃圾的末端處置角色，蛻變為激活更多資源、服務城市發展的“綠色價值樞紐”。

畢竟，垃圾不會消失，但處理垃圾的方式，可以不斷進化。

■本期支持專家：

劉建國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、固體廢物控制與資源化教研所所長

王玉波 濟南市生活廢棄物處理中心高級工程師

（大眾新聞記者 劉兵 方壘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