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1年夏天，舒同為古貝春公司書寫了《古貝春贊》

毛澤東《沁園春·雪》齊延慶 書

□齊延慶

初冬的微風，似乎也帶著墨香。2025年11月25日，是舒同誕辰120周年的日子。這個日子，對于中國書法界，對于德州這片土地，都有著特別的意義。舒同是中國書法家協(xié)會的創(chuàng)始人和第一屆主席。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，他曾兩次為古貝春公司題名、題字。

一個多月前，《人民周刊》雜志社在北京主辦了紀念抗戰(zhàn)勝利80周年舒同書法作品展暨座談會。在德州，11月22日，德州市文化產業(yè)促進會、山東省儒商研究會德州聯(lián)絡處、德州市志愿者服務總會、德州市慈善文化藝術協(xié)會共同承辦了系列活動，像是運河文脈的一次深情回響，將“文韻儒風、運河潤業(yè)”的主題，浸潤在對舒同先生的集體追憶里。而早在今年5月，我們就向全國的舒體傳承人發(fā)出誠摯的作品邀約。稿件如雪片般飛來。經過專家學者們審慎而細致的初評與終審，一部厚重的《舒體作品集》終于在11月初編輯完成。活動期間，主辦方還精心制作了舒體書法精品明信片以及活動紀念封。

舒同是革命戰(zhàn)爭年代成長起來的紅色書法家，曾被毛澤東主席稱贊為“黨內一支筆”“馬背書法家”。舒同取法顏字，但又博采眾長，獨創(chuàng)“舒體”。他親口說過，自己的書法是“七分半”，即真、草、隸、篆、行各一分，顏、柳各一分，何紹基半分。我常想，是什么讓我對舒同創(chuàng)立的“七分半”書體如此癡迷？或許，正是那字體背后博采眾長的歷代筆法精髓，是那筆墨間蘊含的深厚政治素養(yǎng)與文化積淀。這份癡迷，引導著我走上長達四十余年的研習之路。在不斷研習舒體并嘗試將其與顏體、何紹基書風相融合的過程中，我逐漸摸索出屬于自己的書寫路徑。回首這段旅程，清晰可見三個深淺不一的腳印。

第一個腳印，留在了20世紀70年代初。那時，我如獲至寶地得到了兩張舒體復印件：一張是“鼓足干勁，力爭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”；另一張是舒老為中醫(yī)藥的題詞。那時，書法課還是小學到初中的必修，我們照著顏體、歐體的字帖寫“大仿”。升入高中后，我擔任學校壁報組組長。就在那時，舒體那獨特的筆畫結構、內在的線條質感，悄然在我心中埋下了種子。

第二個腳印，是我的視野從書齋案頭轉向了更廣闊的天地。我開始主動結交書友，在交流中互相切磋琢磨。記得在中學任教和于官屯公社工作期間，書寫會標和大型榜書成了我的分內事。1977年秋天，我寫下的“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麥種好”的大字標語，引來下鄉(xiāng)知青李慶豐的注意，他直言喜愛這種字體，盡管當時他還叫不出這字體的名字。因舒體結下的緣，讓我們成了共同研習的伙伴。后來，與武城縣廣播局退休局長王秉新的相識，則直接促成了德州舒體學會的誕生。

“臨淵羨魚，不如退而結網”，我深信此理。書法之道，無捷徑可走，唯有持之以恒的苦功。20世紀80年代初的那個酷暑，我依然堅持每日楷書日課，并前往德州文化宮，為市民現(xiàn)場書寫。汗水沒有白流。1984年，我的作品首次入選全國書法大賽。

人生的轉折有時不期而至。1987年11月，我調至德州地區(qū)計劃委員會。在新的工作崗位上，筆墨仍未離手。市里許多重要會議和活動的會標、標語，也常由我執(zhí)筆，幸得各方認可。為了博采眾長，我開始與外地研習舒體的書家書信往來，也常利用假期向專攻舒體幾十年的王秉新請教。最難忘的是，他帶我赴北京西山拜見舒同先生。先生雖年事已高，仍仔細點評了我的習作，那親切的教誨，至今言猶在耳，溫暖著我的藝術生命。

踏下第三個腳印，我面對的已不僅是技藝的錘煉，更是如何突破形似、捕捉神韻，并最終形成個人書風的瓶頸。這是一條更為孤寂的路。“魂韻出舒同，書風則不同”，成了我砥礪前行的座右銘。在這艱難的摸索中，也偶見星光照亮。

我先后五次在國家與省發(fā)改委系統(tǒng)書畫比賽中獲得一等獎；曾受市委、市政府委托，為來德州視察的中央軍委副主席遲浩田榜書“武”字等作品，承蒙首長贊許；2013年，我完成了三套《唐詩三百首》的書法創(chuàng)作，九百余張宣紙連綴起來，長達1公里有余，后被一位收藏家全部收藏；2017年，我入選全國五省“舒體八俊”作品展，《人民日報》及其海外版等媒體為此作了專題報道。此外，我的筆墨也留在了許多景區(qū)。題寫的著名商標累計超過二百件。多年來，我無償捐贈書法作品三千余幅，其中不少隨德州市領導出訪，作為文化交流的使者漂洋過海。

在長期的筆墨耕耘與社會服務中，我也獲得了一些榮譽。其中，“德州市五星級志愿者”這個稱號，于我最為珍貴。它提醒我，藝術的終極價值，在于服務社會、溫暖人心。不圖虛名，不慕浮利，只愿做舒同先生藝術精神與奉獻品格的一名忠實傳承者與踐行者。這條路，我將繼續(xù)走下去，用我余生的每一個筆墨春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