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標題：天衢新區探索食品安全社會共治——“食安哨兵”守護舌尖安全
“食安哨兵”李偉浩取餐
“食安哨兵”查看餐飲店公示牌
□文/圖本報記者劉春楊
7月16日，一場別開生面的聘任儀式引發關注——50名活躍在街頭巷尾的外賣騎手接過“食安哨兵”聘書，成為食品安全監管的社會力量。這場由德州天衢新區綜合執法部聯合京東、美團、餓了么三大平臺發起的行動，由外賣騎手充當“移動探頭”，平臺架起“數據橋梁”，監管部門探索“閉環管理”，三方協同形成合力，為食品安全社會共治打開了新格局。
從送餐員到監督員 騎手有了雙重使命
8月7日上午11點，20歲的外賣騎手李偉浩的手機“滴滴”響個不停，隨著午飯時間臨近訂單多了起來。他來到澳德樂時代廣場，涼面、拌飯、奶茶，一一取餐后便馬不停蹄地趕往一個個小區和寫字樓。
被聘用為“食安哨兵”后，李偉浩取餐時多了一項新任務——查看外賣商家的店內環境衛生、營業執照等內容。“頒發聘書那天我印象特別深刻，能為監督食品安全出一份力很有使命感。”李偉浩說。
澳德樂二蛋公社餐廳店長孫秋蘭表示，每天上班后服務人員會清潔一遍大廳和后廚，“我們會嚴把食品安全關，歡迎外賣員和就餐顧客監督。”
外賣騎手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，日均接觸數十家餐飲門店，對證照公示、食材儲存、封簽使用等細節具有天然監督優勢。
天衢新區綜合執法部食品藥品監管辦公室主任董曉劍介紹，全區現有入網餐飲單位720家，外賣送餐員280名，專送日均訂單量10000單左右（不含自配送與大連鎖品牌），“‘哨兵’們的每一次細心觀察、每一條有效線索，都可能排除一次食品安全隱患，守護一群人的飲食安全。”
數字化閉環監管 一鍵上報即時響應
對新聘用的“食安哨兵”，天衢新區綜合執法部進行了食品安全知識培訓，內容涵蓋食品安全法律法規、常見食品安全問題及辨別方法、監督要點與技巧等，將騎手的經驗轉化為標準化監督能力。
做好食品安全的監督員，“哨兵”們首先要掌握“五看五促”要領，即看證照資質促依法合規經營，看信息公示促主體責任落實，看環境衛生促規范管理提升，看措施落實促制止餐飲浪費，看外賣封簽促陽光便捷配送。外賣騎手在取餐過程中，如果發現餐飲店存在不合規現象，可以拍照發送到平臺，屬地市場監管所收到線索會第一時間響應，出動執法人員調查處理，形成問題閉環，確保發現的問題都能及時整改到位。
有了“食安哨兵”的身份，外賣騎手的反饋能夠直接觸發監管行動。騎手趙磊剛被聘用兩天就在取餐過程中發現了問題。“我到一家麻辣燙店取餐，一進門就看到桌子上凌亂地擺放著沒有收拾的碗筷，存在衛生隱患。”趙磊悄悄拍攝了店內照片并上傳到外賣平臺。平臺反饋至市場監管部門，執法人員立即去店內查看，得知店員因前一天營業到深夜沒有收拾店內衛生，第二天開門后忙于外賣訂單也沒有及時清理。按照要求，餐飲單位當天閉店就應該進行深度清潔，執法人員責令該店進行整改。
這批“食安哨兵”由京東、美團、餓了么三大平臺推選，業務能力強、有責任心，而且從業時間較長相對穩定。美團外賣行政主管鄭風敏介紹，平臺嚴格審核入駐商家的資質后進行培訓，實現了拍照、上傳、定位、分派全流程數字化，并與綜合執法部共享投訴記錄等數據，助力風險預警。對表現突出的“食安哨兵”，平臺會獎勵50至200元不等，并納入“金牌騎士”評選標準，讓大家在守護食品安全的路上更有積極性和獲得感。
緊盯關鍵環節 食品安全社會共治
守護“舌尖上的安全”，單靠監管部門的力量遠遠不夠。今年4月，德州市市場監管局牽頭，天衢新區與德城區、陵城區、禹城市共同開展省市場監管局“食安哨兵”工作。通過盯緊源頭治理、過程管控、事后管理等關鍵環節，將形成從后廚到餐桌、從加工到配送、從線上到線下、從商家到騎手的食安共治新模式。
據三大外賣平臺統計，天衢新區“食安哨兵”上崗近一個月來，已累計上報線索17條，其中11條經核實后進行了處理。同時，網絡餐飲訂單量實現微上漲，食品安全投訴減少，平臺好評率增長。
“食品安全沒有旁觀者，人人都是參與者、受益者。‘食安哨兵’敢于監督、善于發現，主動宣傳食品安全法規和知識，及時反饋食品安全風險隱患，將成為食品安全社會共治的生力軍。”天衢新區綜合執法部副部長王延東表示，執法部門是“哨兵”們的堅實后盾，將提供便捷高效的問題反饋渠道，確保線索有人接、有人管、有回音，以不斷完善的食品安全監督體系，營造安全放心的餐飲消費環境。
記者手記
聘用“食安哨兵”，聯合網絡餐飲平臺進行食品安全社會共治，是我市市場監管部門對于社會監督參與模式的創新，其打破了監管者與被監管者的對立，將勞動者轉化為社會治理的一環，讓食品安全監管從“被動等待投訴”轉變為“主動發現問題”。
取餐時多停留幾秒關注餐飲衛生，對于被聘為“食安哨兵”的外賣騎手來說，是職業身份的新注腳，更是沉甸甸的責任。而對京東、美團、餓了么等平臺而言，主動參與治理，積極地履行社會責任，更有助于優化商業生態。
社會共治不是責任轉嫁，而是通過機制設計實現效能倍增，既降低了監管成本，又提升了治理效果，成為可復制、可推廣的鮮活經驗。隨著更多社會主體被納入治理網絡，這種“共建共治共享”的模式或將從食品安全領域延伸至更多公共服務場景。